我院举办“行政诉讼法修改大家谈”学术讲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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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8月23日晚，“行政诉讼法修改大家谈”学术讲座在我院二楼会议室举行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赵大光、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、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、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司长方军担任主讲人，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宋雅芳主持，我院师生30余人参加。
       马怀德教授在谈到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现状时指出，行政诉讼对于法院来说，是“立案难、审理难、执行难”；对于原告来说，是“不会告、不愿告、不敢告”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，是“不怕、不理、不服”。对此，马教授提出六个建议：第一，行政诉讼的目的应当有“解决行政争议”。第二，扩大受案范围，特别是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为。受案范围的限制应当是“具体列举派出范围，统一概括受案范围”。第三，解决立案难问题，如降低行政诉讼门槛、放宽起诉期限、扩大原告资格、让检察院支持起诉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。第四，允许行政调解。第五，修改行政诉讼审理程序，如增加简易程序，为公益诉讼和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设立特别程序。第六，增加判决种类，改变执行方法，如罚行政首长个人的款、拒不执行则公告公示、追究刑事责任。
       青锋司长说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、颁布、实施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法治进程，推进了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。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的意义，包括制度的建设、观念的更新、对政府执法活动的有力监督等。在新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关头，在法治进程中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非常重要。青锋司长提出，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需要考虑，最重要的是行政复议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做被告的问题。此外，事实存在的大量行政合同相关争议，也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。
      方军司长就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问题谈了三个问题。第一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相同点与不同点。行政复议与行政执法不同，应当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机制。第二，复议前置。复议前置不是充分发挥复议作用的唯一条件，重要的是保证复议的公正、程序透明和公众参与。第三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，也就是复议机关“当被告”的问题。方军强调，复议机关并非有意不作为，应当用机制手段避免领导干预、为复议机关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专业力量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不应当“同室操戈”。他还批判了将被告污名化的倾向，提出借鉴国外通行的被告理论，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来当被告。
       赵大光庭长说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令人喜忧参半。我国的行政诉讼法“起步比较晚，起点比较高，发展比较快，取得了一定成效”，但是“如果用一条曲线来做比喻，一开始比较猛，然后几年比较平稳，之后就开始下降，近几年下降的比较厉害”。他引用一位基层法官的话说，基层法院对于行政诉讼“几乎是走投无路”。他指出，行政诉讼之所以举步维艰，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科学。他倡议，司法改革应当最先考虑行政诉讼，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；可以在立法中为将来的改革预留空间，如“必要时可以跨行政区域设立行政审判机构”。他还谈到了“民行交叉”案件，即由民事争议引发的行政争议，认为法院办理此类案件不能“空转”。
      杨海坤教授回顾了行政诉讼法出台的过程，认为这部法来之不易。杨教授说，修改这部法主要的不是技术原因，而是外部原因。行政诉讼不许调解、举证责任、“官不可告民”等问题，认为这部法还有很多棱角和精神需要保留。现在还不是一个“平权”的时代，还是需要行政诉讼法来扶持弱势群体、对抗强者。他还谈到了理顺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、协作问题。
      讲座结束后，13级的胡舸说：“行政法更贴合实际一些，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。这次讲座，让我对法律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，也坚定了我追求法治的信念。”
（供稿人：王重尧）